艺术家既是观察者又是表演者，一方面以敏锐的目光打量着外部世界，一方面又以其对世界的体味诠释着特殊。作为观察者来说，金文丽的《玩具柜》将视角作用于现实的微小之中，通过对物的非话语实践定格某种可见；而作为表演者来说，艺术家将隐匿的戏剧性编排在物与物的摆放之中，并通过物在不同层面的叙述呈现为可读的逻辑。正是观察者与表演者的双重身份诠释了《玩具柜》中物件的可见与可读。 金文丽作品中来自日常生活中的物件成了可见性的直接证据：木制玩偶、玻璃罐、纸伞、陶瓷盘、人偶等玩具被定格在稍显陈旧的木柜中，这些脱离了塑料感的玩具物件在精心的摆放与陈设中彰显了高雅精致的审美性与趣味性，这是对当代中国中产家庭趣味生活的鲜明呈现。诚然，艺术家对于细节的描绘，物件的精心摆放，人物的装扮、神情与坐姿等等都将物的可见性指向一个玩具的舞台：服装、道具、表情、搭配与姿势都被编排在合适的位置，就如同一个准备就绪的表演现场。当然，玩具的“入画”并非画家表现的唯一动机，如何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体验中追求超越可见物层面的言说性才是金文丽在此画中试图呈现的重点。 在以上可见物的呈现中，画者巧妙地设置了一种戏剧性，此种戏剧性隐匿且可读，并通过两个途径实现：建立形式的平衡秩序与发挥物的召唤功能。前者来源于金文丽对绘画内在形式本身的视知觉实践：简练轻盈的笔法在不断消除的笔触中达成了“沉默的罗格斯”，不同物件得以在统一的笔触节律中获得视觉的和谐感；无论是柜内的玩具还是柜外的物件，都被“力的平衡”所制约，左上攀爬的猫与右下静止的球、左下静止的玻璃与右上悬挂的人偶都通过某种力的交织而制造出一种视觉的平衡感；透亮的翠绿色、灰白的土黄色、蓝灰色与灰白色都在略带灰色的统一色调中交叠并融合，黄灰色调的微妙差异配合着某种具有年代感的怀旧视角，物件得以在艺术家对形式的把握中获得了一种怀旧且抒情的时间节奏。 除了从绘画的内在形式出发，通过视觉的平衡获得某种形式的戏剧性之外，金文丽通过对在场瞬间的时间置入发挥着物的召唤功能，时间得以在此展开某种叙事。细心观察便可发现玩具柜右边柜门的半打开状态，此种打开不仅联结了柜顶的猫与柜底的球，且对画外的观者而言，发挥了物件的装置功能：舞台的幕布即将拉开，一切就绪的玩具即将开始表演。 从柜门的联结功能来说，打开的状态便为画中仅有的两个可运动因素提供了合理的想象空间：柜顶的猫正是在柜门打开的前提下才能攀爬上柜顶，而散落在柜底的圆球也因为柜门打开后的自由运动而下落。可见，艺术家仅通过一个柜门的打开状态便将物件的运动设置入画面，观者也得以在此种可读的视觉逻辑中把握绘画的戏剧张力。当然，如果说文章开篇所分析的柜中物件的精致摆放所呈现的表演现场构成了艺术家试图捕捉物件的第一个层面，那么半打开的柜门便从结构上迎合了前者的逻辑，并构成了隐匿戏剧性得以表现的第二个层面——即使柜门不同于真正的舞台幕布，其遮挡与显现的功能也在此情境中具有了合法性。 如果将形式秩序的建立与物的召唤功能视为艺术家制造戏剧张力的隐匿方式，那么通过形式的变形在观看层面制造不稳定性便构成了艺术家作为一个观察者所具备的观看策略。以日常经验观看画面便可知画中的玩具柜与地板并不在真实肉眼的观看法则中，而是在圆弧线的横向延伸中呈现出万花筒视角的变形视野，此种变形的观看为正中的构图增添了几分不稳定性，也符合了代表着童真题材的视看法则。 借助对题材、形式法则以及观看策略的统合，金文丽建立了绘画隐匿的叙事机制，并通过日常的采写与编排达成一种绘画的文学性。在不断景观化的社会中，艺术家将目光投射至微小的日常中，以玩具的叙事视角挑动着我们对童真与趣味的全部感知，而关于此，艺术家并未给出直观的说明，而是让叙事与形式在不同的表意模式中形成召唤的引力，为个体重新看待日常提供了契机。